《论语·颜渊》中记樊迟问知与仁，孔子的回答是“知人”与“爱人”。子贡在此也如此回答，为何孔子却对颜回的回答更满意呢？颜回所答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与子贡所答“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”，人们往往重视其异，而忽略其同。知人、爱人中的人，是类的概念，知人、爱人的对象包括你、他，也包括我。这样看来，颜回倡导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，并不违背“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”的主旨。

在颜回看来，“知人”涵盖“自知”、“爱人”涵盖“自爱”，“自知”不违“知人”、“自爱”不违“爱人”，而且“自知”先于“知人”、“自爱”先于“爱人”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这是因为颜回深刻领悟了孔子倡导的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，深知个体在人己关系中的重要性。要推己，就先要自知、自爱，然后才有可能“及人”“爱人”。不自知、不自爱，不知“己所欲”，不可能“及人”，更不可能“勿施于人”。所以说，智者一定要先自知，仁者一定先自爱。然后才能知他人，爱他人。以己之心，忖他人之心，推己及人。

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并不是颜回独创的观点。1973年甘肃省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《论语》为人们找到了根源。在汉简本《论语》记有这样的语句：“子曰：自爱，仁之至也；自敬，知之至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孔子已将“自爱”视为仁的最高内涵，将“自敬”视为知的最高内涵，即最高的仁是自爱，最高的知是自敬。知与智在古代通用，知就是智。颜回追随孔子亦步亦趋，具有“闻一知十”的领悟力，具有先闻而后发的能力，也就说颜回这个观点源自孔子，是对孔子思想的延伸。

孔子特别重视“修己”“端身”，要求弟子从“德”和“学”两方面加强“修己”。一个人如果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”，品行有亏，见识短浅，不能自知自立，怎么可能知人立人!不能知“己所不欲”，不可能“勿施于人”。所以，当孔子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时候，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推己及人的逻辑思路：“修己”，成了预设在先的前提，“修己”缺位则不能“勿施于人”。这就把“己所不欲”的己推向了正确处理人己关系的起点。没有这个起点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
颜回深明此理，他在回答孔子的提问“智者若何，仁者若何”时，何尝不知子贡已经回答了“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”？他之所以另辟蹊径，独树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的旗帜，是因为智与仁呈现于人己关系，必以“自知”“自爱”为起点。一个人如果无法自知、自爱，必定也无暇知他人、爱他人；如果自知、自爱的欲望不足、能力有限，必定知他人、爱他人的欲望也不足，能力也有限。不可能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颜回亮出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的观点，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要从自身出发，从本源处做起。

颜回倡导的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，不仅仅在孔门推己及人的逻辑思路上具有优先地位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自知”“自爱”是孔门知与仁的枢纽，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。自爱是仁爱主体“有诸己”的自我充实与提升。通过自知，知“己所不欲”，进而“勿施于人”。可以说，自知、自爱是知人、爱人的重要枢纽，是智慧与爱敬的来源之处，是恕道的根本所在。知人者，他人才乐于知己，“爱人者人恒爱之”，做到恕，才能得到他人的爱与敬。

简而言之，恕道重在“推己及人”，首要一点是要自知、知“己所不欲”，才能推及他人，从而爱人，做到“勿施于人”。“为仁由己”，不“由人”，己才是具有支配性或决定性意义的智慧和仁爱主体。所以说，自知、自爱是推己及人的第一步，是知人、爱人的枢纽，也是“恕道”的起点。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”。一个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的主体一定是拥有智慧，并能够做到“恕”的人。

三、忠恕：一贯之道

恕与忠相连，相互补充，相互依赖，组成了孔子思想的“一贯之道”，也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。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孔子忠恕之道作了阐发和论证，形成了多种认识和观点，从中可见恕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。

在《论语·里仁》篇中，曾子指明孔子的“一以贯之”之道是忠恕之道，将忠与恕相提并论，明确二者共同构成了贯穿孔子思想整个过程的“道”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注曰：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将“恕”释义为“推己”，由自身推演到其他。刘宝楠对忠恕关系阐述道：“君子忠恕，故能尽己之性；尽己之性，故能尽人之性。非忠则无由恕，非恕亦奚称为忠也？”他认为忠与恕紧密相互依存，两者结合才能尽显个人的性，进而彰显人的本性。没有忠就没有恕，没有恕也不能显现忠。对忠恕，有学者提出：“忠指自己处事之准则，‘恕’指对他人之态度，二字便可以构成人内心情感和以什么态度和情感去对待他人的准则，可以奉行终生，可以‘一以贯之’。”这是从我与人的角度来看，认为忠是对自己，恕是对他人，两者结合，贯穿一生。

《中庸》说：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忠与恕共同体现道的精神，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是忠恕在生活中的表现，与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可谓异曲同工。孔颖达曾对“忠恕违道不远”疏曰：“忠者，内尽于心，恕者，外不欺物。”认为忠指向内，恕指向外，二者可谓一体两面。这种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可。

《大戴礼记·小辩》篇中记载孔子之言：“知忠必知中，知中必知恕，知恕必知外，知外必知德。”忠由心而发，对人、事物怀有中正不偏之心，由中而恕，即由中正之心去体会他人之心，通过恕转向外，使行为中正，最后显现为德。由此可见，四者之间是由忠而恕，由恕而德的发展过程。忠恕最后指向的是“德”，也可谓，忠恕是实现德的实践工夫。

忠恕相连，一内一外，一己一物，相互依存，组成了孔子“一以贯之”之道，使忠与恕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。在此基础上，后人不断对忠恕之道加以阐发，形成一些新的观点。如“忠是前提、本源，由忠而恕，忠先恕后，先尽己再推己……恕是目的和归宿，离开了恕，忠也变得无处可归、无法落实”。在忠与恕的对比阐述中，恕不仅在含义上得到了丰富和发展，而且不断具体化，更易落实于实践之中。

四、恕道：为仁之方

有关恕的内涵，《说文·心部》注解“仁也”。如此解，是源于恕与仁具有密切关联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内涵丰富，弟子多次问仁，孔子常给出不同解答。如仲弓问仁，孔子回答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由此可见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既是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，而“仁”则是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。“仁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，而“恕”则是实现仁道的具体做法。

对《论语·雍也》篇中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”，孔安国注曰：“方，道也。但能近取譬于己，皆恕己所欲而施之于人。”也就是说，恕作为“仁之方”，能够成立正是因为以具有普遍意义的仁为基础。同时，恕作为“仁之方”，作为仁的施行原则和方法，能够把仁落实于生活之中。孟子在孔子恕道思想上，进一步提出“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，按照恕的要求去做，就特别接近仁了。

恕道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，不仅成为人们修身处世的精要、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，而且已经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1641年，法国出版的《论异教徒的德行》中便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称为中国道德的精髓。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称为不渝的法则。法国宪法中两次出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可见对其肯定和认可。2004年在新加坡召开的“第一届儒学国际研讨会”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讨论形成了《吉隆坡宣言》，宣称儒家“‘忠恕之道’是促进世界和平、物我相谐的基石”，并且提议“正式启动‘以儒学救世’的机运”。故而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被称为世界上的道德金律。

由此可见，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为基本内容的恕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智慧精华，具有重要的普遍价值和广泛的实践意义。在当代，恕仍然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，是中国人奉行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，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宝。

本文选自《论语学研究》（第三辑）

作者：孔丽，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，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