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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陈书》二十五卷《孙坊传》称：'时兴皇寺郎法师该通释典，珑每造讲筵，时有抗论，法侣莫不倾心。‘《南史》六十二卷《徐陵传》载：'后主在东宫，令陵讲《大品经》。义学名僧自远云集，每讲筵商校，四座莫能与抗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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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更早的记录是有的：“小臣预在讲筵，职参史载，谨录时事以立今序，御出同泰寺讲”、“小臣陪侍讲筵，谨立今序”、“不意三边有务，四郊多垒，致使亏赞讲筵，请益成废”气这三篇都出自南朝梁人手笔，前两篇是梁文渊阁四库全书，武帝亲临讲经的记录，后一篇是僧侣间的通信。
毫无疑义，文中的讲筵都是指沙门讲经布道。不过南北朝时代的佛教修行还处在研讨佛经词句义理的阶段，所以才会有“义学僧”之名，而义学本意就是指两汉章句之学的，其学术味道之浓可见一斑，这与后世尤其是禅宗修行迥然相异。
联系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正是玄学清谈大行其道之时，各种学术流派内部、学术流派之间举行集会辩论实在平常，并非佛教专利。
从道理上分析，讲筵一词包含的学术成分要多过宗教成分，这样就不难理解讲筵在唐代发生词义扩展，也用来指儒家讲座，不过究竟是不是词义扩大，还是说原本讲筵的意思就涵盖了一切学术讲座，虽然目前的资料只能够证明前者，但笔者暂时持保留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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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讲经筵”及其他。在经筵一词出现的前后，使用筵做词根表示学术讲座的同义词还有“学筵”，“书筵”，如“公亮但称：臣侍仁宗书筵亦立”等，其他诸如讲席、经席、讲会等等不一而足。那么为何偏偏经筵和讲筵互换使用？这个问题目前为止无人解答，甚至没人注意过，实际上只有这个问题才真正牵涉到经筵一词的词源。
一言蔽之，笔者以为，“经筵”一词的原形是“讲经筵”。语见唐朝元稹所写《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》：“解榻招徐稚，登楼引仲宣。凤攒题字扇，鱼落讲经筵。”这首诗描述的是一次纯粹的儒学集会，序中说的清楚：“启：今月十七日，公会儒于便虎，稹亦谬容末席。”
当然这里的“讲经”不是从佛教过渡来的词汇，汉代设立五经博士，他们都要讲经，东汉以太中大夫侍讲光华殿的刘宽，“灵帝颇好学艺，每引见宽，常令讲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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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，讲经论道是儒学自来就有的研修形式，一般来说隋唐以前单举“经”字指的就是儒经，反而如佛经、道经要加特定修饰语，如沙门等。禅宗深入中国文化各方面后，“经”的宗教意味才压过原始的儒经意思，这已经是唐宋以后的事情了。
3、“经筵”词源。宋初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,宋太宗命当时的名僧赞宁为唐代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作续书，端拱元年（988）书成，是为《宋高僧传》。这部书中记载唐代僧人惟慈和从审在修行求法的过程中，都参与过经筵。
原文是：“寻师（惟慈）隶业，或经筵首席，或论集前驱，或参问禅宗，或附丽律匠”、“咸通五年，（从审）受具戒于燕台奉福寺律席经筵，遍知尝染，后并三衣成五纳”。毋庸多言，这里清清楚楚使用了经筵一词，表示的是佛教的经典学习讲座。
关于这部《宋高僧传》的史料来源，赞宁自言：“臣等遐求事迹，博釆碑文。”《四库提要》也肯定了该书史料的可信度：“然其于诔、铭、记、志，摭釆不遗，实称详博。文格亦颇雅赡。考释门之典故者，固于兹有取焉。”
藉此可以基本确定，经筵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是在唐代。至于其词义，由于仅出现于佛教掌故中，故暂时还是只能定以为佛教学术讲座。可是不能完全排除它用于儒学等学说讲座的可能，毕竟前引元稹一诗的用词与之形近非常。
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宋以后经筵、讲筵都不再用作描述佛门活动的用语，释家文献中用法筵、梵筵取而代之。儒学这厢亦然。
二、经筵制度的定义
1、“经筵”之原始词义。若论及经筵制度，自然首先应该对经筵的含义做出澄清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筵”字为：“竹席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周礼》司几筵。这反映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起居形制，也就是“席地而坐”，身份是大夫以上的人可以铺多层席子，而铺在底层的席子叫“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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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学者研究经筵时拘泥于强调教学内容必须是经史，其标准是只有在儒家论著上升为经典即西汉以后才可以经筵称呼。如：“经筵所讲的'经'一般是指儒家经典（道教亦有“经筵”之称）。
虽然有一些儒家经典形成或来源于三代，但那时还不能称之为'经'。如果说经筵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论儒家经典，那么经筵只能出现儒家经典确立以后，也就是说要在秦汉以后。”
这种认识的得出，是由于学界此前不了解经筵的原始词义所致。如前指出，经筵之“经”原本指的便是佛经，所以上面的说法自然就无以立论了。
为现今学界所普遍接受和釆用的，是二十年前张帆先生所下的定义：“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。”然而笔者窃以为此说尚欠周全，因为在历史上经筵只是御前讲座的其中一种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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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前有汉代经学博士的辩论经义，再由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的史实；后代有清朝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学的事例，这些都不是典型的经筵，但又是纯粹的“御前讲席”；相应地，经筵自身的含义也不止御前讲座一个。
经筵一词的初始含义，更多用来指佛教讲经。换言之，“经筵”和“御前讲席”都不以对方为唯一指定义项。按逻辑学的标准，这个定义就是不准确的。更遑论历史上，经筵制度也曾被朝鲜、越南等中国周边政权的统治者采用，这就远远超出了“中国古代”的时间、地域界定。
2、经筵制度的广义、狭义定义。前文破解了经筵的原始含义是佛教经典研习讲座，其实还有可能是包括了一切学术讲座，如儒家学术讨论、道教经典讲座等，总之经筵是在入宋以后才被用作专指皇帝御用经史讲座。即便是成了御前讲座的专用词以后，又衍生出了政治决策、礼仪形制等新内容。
明清时期，经筵分化成大经筵（月讲）、小经筵（日讲），前者成为礼仪，后者承担其御前讲座的含义和功能。经筵是中国所创，但随着儒学的传播，也被儒学文化圈的其他政权所釆用，而并非中国仅有的制度。
笔者以为，经筵是教育制度的一种，因为它的本质属性是传授帝王知识。但又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启蒙教育，在更多时候，经筵更加类似于拔高、深造式的“培训”。因为宋朝的皇帝，在即位前，大多巳经接受过严格、系统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。
所以即位后举行的经筵活动，偏重于对既往知识的掌握、理解的加深、巩固和提高，差可比作“复习”，想不为过——当然，经筵也包括新知识的讲授，比如“圣政”、“宝训”这些皇帝专门教材。
首先，经筵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教学，也就是基本经、史知识的传授。其他诸如礼仪制度、道德修养、政策咨询……这些是后起的附加，不是经筵定义的原始内涵。只有这样理解，在宋仁宗朝经筵制度确立之前，宋太祖、宋太宗、宋真宗的行为才能纳入广义经筵的范畴里，乃至更早西汉时代皇帝的偶发学习事件。
换句话说，唯如此，以往学界许多既有的认识和成果，比如"经筵起源于西汉”、“经筵官的出现在经筵制度确立之前”等，才能一并成立，而不需要大规模的推倒重来。
其次，经筵必须与养老礼、视学礼区别开来。养老礼是先秦就有的，最高统治者表达尊老之意的特定礼节。其原意是把德高望重的老年官员，由国家供养在最高学府里，起示范后辈的作用。到东汉定型为：皇帝到太学辟雍，“设三老、五更、群老之席位，执醤亲饋、执爵亲醋是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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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学礼的程序同样是驾临太学等国家最高学府，或命人讲经，或祭奠文宣王，此礼意在崇儒重学。养老、视学二礼性质本来不同。“然自汉以后，养老之礼浸废，而人主之幸学者，或以讲经，或以释奠，盖自为一事矣”气也就是说，东汉以降，养老礼并入视学礼。不管如何，它们都是礼节，与经筵的教育功用完全南辕北辙。
皇帝幸太学、幸辟雍与经筵本无瓜葛，但以往的经筵研究也常把二者混淆，委实不应该。最后，经筵还要与传统的师傅三公制区别开来。按杨宽先生的观点：“西周初期的中央政权，十分明显，是以太保和太师作为首脑的。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，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。”
其实《伪古文尚书-周书•周官》有载：“立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兹惟三公。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。”当然这段文字出自《伪古文尚书》不能作为西周官制的依据，但在中国古代，人们信其为真，所以三公、三孤之设，历朝不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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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公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超绝不群，所谓：“故天子无爵，三公无官，参职天子，何官之称？”就其职能设置来看，实际就是与至高无上的最高统治者分享统治权。类似的还有《礼记》的说法：“是故君之所不臣于臣者二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，当其为师则弗臣也。”意即为君师者，就可以不再是臣的身份。
秦统一后，确立了皇帝独尊的君主独裁体制，在这种政权结构里，“参职天子”、“弗臣”的状况当然不能够被容忍。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汉代皇帝会撇开既有的三公，另外创立侍讲制，其真实用意乃是把师、保、傅的崇高地位淡化，进而强调皇帝的权威性。
到了后世，在皇帝权威彻底固定化以后，经筵官们仍然在口头上、且仅在口头上保有“师傅”的美誉，如“哲宗元丰八年即位，四月十四日资政殿大学士、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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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是神宗喻辅臣曰：'皇子明年出阁，当以吕公著为保傅。‘至是吕公著侍经筵，遵先帝意也"气但是地位已经与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所设想相去万里不止了。元丰官制规定侍读、侍讲不过正七品，崇政殿说书更低，为从七品。
结语
也是在宋神宗朝发生的立讲、坐讲之争中，太常礼院持立讲观点，其说辞就是：“若谓传道近于为师，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，非有为师之实，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？”也就是说，后世学人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可以模糊地把经筵官比做帝师来理解，但经筵官出现的初始，却恰恰不是帝师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